大型民族舞劇《絲路花雨》是以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和敦煌壁畫為素材創作的。它歌頌了畫工神筆張和歌伎英娘的光輝藝術形象，描述了他們的悲歡離合以及與波斯商人伊努斯之間的純潔友誼。《絲路花雨》曾先后訪問20多個國家和地區，演出深受好評，被譽為“中國民族舞劇的典范”。 

          絲路花雨是甘肅敦煌藝術劇院取材于敦煌莫高窟壁畫藝術，博采各地民間歌舞之長，創作的大型民族舞劇。《絲》劇是首創于1979年，被新聞媒介贊譽為“活的敦煌壁畫，美的藝術享受”，“此舞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看幾回”，《絲》“為中國舞蹈劇開辟了新路”。 此后多年，此劇在全國各地久演不衰，所到之處盛況空前，期間還先后到中國香港等地區以及朝鮮、日本、意大利、泰國、法國、拉脫維亞等國家，至今已演出了940多場，成為東方藝術的奇葩，并被作為20世紀中國舞蹈經典劇之作，載入中華民族藝術史冊。 

 

　　  這是一段被輝煌湮沒了的往事。《絲路花雨》，一部中國舞劇的巔峰之作，從1979年到今天，時光整整過去了33年，但依然熠熠生輝。
 

　　時光返回到35前，1977年的一個寒冷冬季，一個普通的會議室里，一個熱情迸發的團體，開始了他們的創編之路。閉門讀書，臨摹壁畫，北京求教……差不多兩年的磨礪后，一部巨作就漸漸在世人面前亮相。
 

　　蝴蝶效應是許多人所熟知的故事，南美洲亞馬遜河的一只蝴蝶，偶爾扇動一下翅膀，遠在數千公里外的北美洲可能就會產生龍卷風。誕生在西北大地上的《絲路花雨》，在神州大地上興起了敦煌熱潮，也使神秘的敦煌學，逐漸走向普通民眾。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的大船正在逐漸起航，遠離沿海地區的西北甘肅，為何會誕生出這樣一部作品？它的創作過程中經歷了哪些令人難忘的故事呢？2月12日，許琪講述了她親身經歷的故事。

 

　　一個引子，要打破樣板戲

　　對我們這些親歷者而言，有些事情，現在說起來，還是難以置信的。在1977年秋天的時候，我們想不到，這部戲會是一部巔峰之作。

　　我當時在甘肅省歌舞劇團，正在從演員向編劇轉型中。可以說，才涉獵編導這個行當。秋天，團里緊跟風潮排練了一部戲——《驕陽頌》。排練這部戲的目的是為了打破“文革”中樣板戲壟斷舞臺的局面。一天，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陳舜瑤、敦煌學家常書鴻來團里了。看完《驕陽頌》后，陳舜瑤提出了一個問題，全國28個省都在上這臺戲，是不是又是一種全國一臺戲的模式。她說的原話我記不清楚了，大概意思就是這樣。

　　現在想起來，在當時如何搞戲劇，陳舜瑤在思想上已經深入思考過了。過了一兩天，常書鴻先生在劇團的小四合院里給我們做了一臺關于敦煌的報告。

　　我是挺著大肚子聽講座的。記得當時人不少，常先生的方言很重，聽起來很吃力，但我還是拼命聽，拼命記。敦煌藝術我們過去很少接觸。常先生在講東西方舞蹈的時候，講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話，至今我記憶猶新。常先生說，東方的舞蹈大多是通過眼睛、手的動作，來展現人物的內心世界，比如印度的舞蹈、中國京劇；而西方的舞蹈則是通過腳和腿的動作來展現人物的內心世界，比如女演員腳尖立起的《天鵝湖》等等。這句話，對我后來編印度舞蹈有很大的啟發。

　　這次講座之后，就初步定下來，以敦煌為題材搞一部戲。這時，既沒有戲的名字，也沒有什么劇本，更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團里還是很快成立了創作組，由于沒有名字，團里就叫敦煌組。
 

　　寒風呼嘯，在金剛注目下描壁畫

　　創作組第一個任務就是去敦煌。我是第二批去的。因為第一批去敦煌時，我剛生小孩，等56天的產假休完之后才下去。這時，已經是1978年的二三月份了。

　　敦煌的條件非常艱苦。沒有宿舍，我們就住在下寺的大殿里，地上鋪了幾張床板，再在床板上鋪上麥草，這就是我們的床。又找了幾張長條凳子，這就是桌子了。大殿里缺腿少胳膊的金剛、力士，一個個怒目圓睜看著我們。吃飯就在研究所的食堂里，菜是長了芽的洋芋，還有些白菜。一周能吃上一頓豆腐，這就很不錯了。

　　白天，我們就跟著段文杰、史葦湘等先生到洞窟看壁畫。那時，莫高窟也不是現在的這個樣子。沒有棧道，路就是懸崖上的羊腸小路。我們側著身子，小心翼翼地走過去，很危險。看三天洞窟，就要休息一天。不休息不行，天天仰著頭看壁畫，脖子受不了啊。休息了就到研究所的圖書室查閱相關的材料，聽段先生、史先生等專家講敦煌藝術、絲綢之路。

　　看洞窟的時候，有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的專家在那里臨摹壁畫，我們就借了臨摹的壁畫，晚上拿到宿舍里將白紙拓到上面描。當時，影像資料根本沒有，更沒有現代化的攝影設備，我們只能靠這種方法收集資料。

　　研究所的人對我們這些“學生”可好了。春天的敦煌，天氣仍非常寒冷，段先生、史先生他們戴著大棉帽子，黃棉衣衣襟交錯搭在一起，然后用一條圍巾扎死。段、史兩位先生經常很早就過來，站在下寺的院子里，用很濃厚的四川話喊道：“劉老師(劉少雄，編劇之一)起床了撒！”天氣寒冷，出不了被窩。我們匆匆起來，用冷水刷牙后，就蓬頭垢面跟在先生們后面去看洞窟了。就這樣，我們在這些苦行僧式的國寶級專家的引領下走上了學習敦煌藝術的道路。
 

　　找突破，忍痛舍棄《敦煌曲》

　　在敦煌學習了半個月后，我們就返回蘭州了。回到蘭州后，創作組就開始忙碌了。大家聚集在一起，開始編。創作組的編劇和一般人們了解的編劇不一樣。五個編導三個助理編導，再加上執筆，還有其他人，也就十個人左右。一個人說個構思，往下編故事，其他人邊聽邊找缺點、補充，編上一段，大家覺得不好，另一個人就重新捋一遍。就這樣，爭執、辯論、否定、再否定。那時，人們沒有多少功利思想，更沒有明爭暗斗，大家一門心思想把事情弄好。改革開放之初，人與人之間是非常的團結坦誠。

　　不久，第一稿出來了，名字叫《敦煌曲》，這部戲時空跨越一千多年，從唐朝寫到了解放前，沒有一個貫穿人物，而且還帶著些階級斗爭的印痕。

　　最后，我們還是否定了《敦煌曲》。我們感到所掌握的素材還不足以編一個劇本。在老師們的指點下，我們把目光轉向壁畫故事之外的歷史延伸。開始了三個月閉門讀書，只讀不討論，個人讀書，請專家講課，我記得蘭州大學、西北師范學院的很多先生都給我們講課。從絲綢之路的起源、興盛再到敦煌的地緣政治各個方面，中間又去了一次敦煌。這似乎和劇本沒有什么直接關系，但積淀在逐漸加深，大家心里有了新想法，也確立圍繞大唐和絲路做文章的思路。

　　三個月后，我們再次開始創編。大家依舊用舞蹈講故事，把各自的故事講出來，然后依舊是討論，否定，爭論中完成了劇本。通不過就再改。這個過程很是折騰人，每一次匯報前，大家就在心里念道，趕快通過吧。

　　前前后后用去了小半年，到11月中旬，總算通過了。那天創作組去省委宣傳部會議室匯報，我們手舞足蹈地敘述完后，臉上閃著汗珠，大家鴉雀無聲，都盯著吳堅部長看。過了半天，吳部長才慢吞吞地說：“這次我看行。”話音剛落，會議室里就一片歡呼。大家喊叫吳部長請客，吳部長說這次就不請了，到北京演出后，他請大家吃全聚德烤鴨。我們可愛的老團長易炎請大家在省政府附近一家包子館，吃了一頓包子。
 

　　北京公交車上,我仍在練習印度舞

　　接下來，真正的挑戰才開始。本子通過了，編導們拿出了詳細的書面導演闡述和音樂長度表，作曲家開始寫曲子，編導們著手舞蹈的進一步設想。大家分場編導，集體負責。我分到的是第六場《二十七國交易會》和尾聲。作為一個資歷不深的編導，要編好全劇的終場戲難度很大，壓力不小。可編導組的老大哥、老大姐們就鼓勵我幫助我拿下這一任務。

　　壓力雖大，人的精神卻好得很。由于第三場是在波斯、第六場里有印度舞和各國來賓。當時，影像資料極少，會印度舞的更少了。我們決心到北京東方歌舞劇團學習。我和朱江就去北京學藝了。

　　時間緊迫啊！我們匆匆趕往北京。誰知東方歌舞劇團卻為出國演出做準備，忙碌得很，根本就顧不上我們。最后一天，我們都等到12點過了，他們的排練還沒有結束。就在這時，我看見他們的團長，趕緊拉住，說了一下情況，團長熱情給我介紹了一位老師。老師問我學什么，我說印度舞。他說學什么內容。我忽然想起了常書鴻先生的話，說就學手勢和眼神。老師就給我教了一些動作。時間很短，我害怕忘記，在回去的公交車上，不停晃動著脖子，轉動著眼神，復習著老師講的內容，車上其他乘客用很怪異的眼光看我。

　　在北京期間，我和朱江還去了社科院考古所。考古所的所長夏鼐先生是波斯專家，夏先生仔細地講了我們想知道的種種背景，同時給我們看了很少的圖片資料、歷史狀態、風土人情等等。

　　回到蘭州就是11月底了，緊張的案頭工作早就開始了。到了1979年元月2日，排練正式開始，奮戰了幾個月后，在1979年3月21日完成合成排練。看后，一位領導說，你們一定會成為祖國文藝百花中的一朵美麗的花朵。

　　此后繼續修改，名字大概是在5月23日之前定的，具體時間記不清了。一次重排后，由于劇本還沒有正式名字，吳部長說叫啥名字呢？有人說叫絲綢之路，有人說叫花雨飄飄。最后吳部長說就叫絲綢之路上的花雨，這樣就太長了，就叫《絲路花雨》吧，大家拍手稱快。

　　經過多次修改，5月23日全劇帶服裝、燈光、效果第一次演練，觀眾是從北京請來的吳曉邦、沈從文等十幾位頂尖級專家。看完演出后，沈從文先生一夜沒睡，第二天早上6點多就敲響工作人員的房門，說，早上發言一定要把他安排在第一位，他要一吐為快。

　　在反復修改中，在專家的建議中，在人們的努力下，《絲路花雨》的時代就這樣開始了。